1951年春耕过后，四川全省的土地改革全面铺开。广安县协兴镇牌坊村的土改工作队进村没几天，就为一户人家的老宅和田产犯了难。
让他们犯难的不是别的。这户邓姓人家是川东当地有名的大户，老宅是座一进一出的青砖灰瓦院落，院外连着成片的田地。更关键的是，从这座院子走出去的邓小平，当时正主政整个西南，任西南局第一书记、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。
邓小平左一
按照此前颁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》，地主富农的田产房屋该没收的没收，该分配的分配，政策白纸黑字写得清楚。可一旦落到西南最高领导人的老家头上，基层干部心里都没了底。工作队几个人凑在一起商量了半天，谁也不敢轻易拍板。按政策，这田产房屋该分；可这是邓家的产业，万一出了岔子，谁担得起责任？要是不分，又明摆着违反土地改革政策，上级追查下来同样没法交代。分与不分都犯难，事情就这么僵持了起来。消息几经辗转，传到了西南局驻地重庆。
邓小平得知家乡土改的这层顾虑后没有迟疑，当即放下手头工作，亲笔给广安县委去了一封信。在他看来，政策是给所有人定的规矩，自己老家更不能破例。信中态度十分坚决：按政策办事，不搞特殊照顾，邓家所有田产房屋全部分给农民，一厘一毫都不能留。
只定下原则还不够。邓小平还安排人，将住在牌坊村老宅的亲属接到重庆安置。老宅里的人都迁去了重庆，家产分配再没什么掣肘。对于弟弟邓蜀平，邓小平也管得极严。邓蜀平解放前在广安当过旧政府小吏，还染上了烟瘾。重庆解放后，邓小平专门派人把他接到重庆，当面勒令他戒烟改造，又安排他到郊区农村参加劳动。后来邓蜀平自己考上西南人民革命大学，毕业时被分配到贵州一处偏远县城工作，从头到尾没沾过兄长一点光，日子过得和普通干部没两样。
广安县委接到指示后立刻落实。邓家的田产全部分给了本村贫农，老宅也腾了出来。九户缺房的贫农人家，扛着铺盖、挑着箩筐，陆续搬了进去。院里很快就堆满了各家的农具、锅碗，正房两间收拾出来做了村办公室。整座院子从此住的都是本村的农户，和其他农家院落再没什么分别。
这件事很快在全县传开。那些此前对土改还带着观望心思的大户人家，见邓小平老家的田产都按政策分配了，也都没了抵触情绪。广安县的土改工作，推进起来顺畅了许多。
当时西南局的主要领导，对自家亲属都要求严格。刘伯承亲自说服弟弟刘叔禹在开县带头减租退押，作出了示范。贺龙也向来不许亲属借自己的名义向地方提特殊要求。这样的风气之下，西南各地没人敢搞特殊化。
此后几十年，这座院子和普通农舍没什么两样。1958、1959年间，院里办过公共食堂，之后又改作民办小学。长年使用下来，房子日渐破旧。1960年，广安县委见老宅破损严重，计划拨款四万元修缮。当时正值国民经济困难时期，中央办公厅传达意见：国家困难，非生产性开支尽量压缩，这处旧居暂不修缮。修缮计划就此搁置。
一晃二十多年过去。1986年，邓小平在成都接见广安县委书记。听取工作汇报时，他问得十分细致，关心的都是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问题。整场谈话都围绕广安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展开，对自家旧居的保护修缮只字未提，最后只留下嘱托：一定要把广安建设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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